独家 | 天津边界行:大岭后,路在何方?(上)

天津广播2019-05-09 18:14:15

天津的京津冀边界有三处“鸡鸣三省”之地,两处在蓟州区,一处在武清区。《天津边界行》的记者前后用一年的时间对其进行了深入的调查采访,记录边界两边人民的现状,呈现他们的梦想与奋斗,困难和矛盾。这些村庄有的已经凭借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有的却还在各种因素的困扰下寻找着未来的方向。今天我们就先来看看大岭后的故事。



为了村口的这条路,村支书老孔已经奔波了好几年的时间。

蓟州区大岭后村,一个位于蓟州区盘山盘龙谷山坳里的小村庄,一共100多户,380多位村民,这里毗邻北京与河北,被人们称为“鸡鸣三省”之地,却由于交通不便,几乎成为了一处“世外桃源”。这些年来,山外的世界日新月异,村里却始终没有太多变化。

从2007年当选为村支书开始,就不断有村民到老孔家里催促他想办法修路,老孔则几乎是每个礼拜都要到镇上或是区里“找领导”,这几乎成为了老孔的主要工作。

这么多年过去,当天津边界行的记者来到这里的时候,老孔跟记者说的最多一句话还是:这路,啥时候能修好啊?



鸡鸣三省之地

在跟外人介绍大岭后村时,村民们总是习惯性地说上一句:“我们那儿是鸡鸣三省之地。”

从淳朴的村民口中蹦出这么一句文绉绉的词儿,乍听起来确实有些不习惯,但对于熟悉这里的人来说,听起来却十分自然。古人说“金鸡齐鸣,三省皆知”,意指早晨一只雄鸡啼晓,三个省都可同时闻听,因此俗称“一鸡鸣三省”,用来形容三省交界地区的行政地理现象。

国内有不少“鸡鸣三省”之地,只不过大岭后村的故事更为传奇。1957年以前,大岭后村归蓟州区(时为河北省蓟县)管辖,1957年,大岭后村被重新划分,由于这个村子散居在三座小山上,便按照地域被划分为三个部分。其中,20多户归属当时的平谷县管辖,仍叫大岭后村;16户归属三河市,更名为东八里沟村;60多户归属蓟县。此后,1958年,平谷划归北京;1973年,蓟县划归天津。就这样,大岭后村成为了京津冀“鸡鸣三省”之地。

在如今的蓟州区大岭后村,人们还能找到当时分家的痕迹。村西一户姓贾的人家,大哥贾井生住在东屋,划到蓟州区,二哥贾井宝和三弟贾井富住在相距不到5米的西屋,划到了平谷县(现平谷区)。一处乡宅,就这样神奇地成为了京津两地的界分之处,兄弟间串个门就会跨省。如今,三兄弟已经相继逝去,后人也陆陆续续走出了大山,这户旧宅子却依然被保留在村中。


老孔名叫孔祥利,今年63岁,大岭后分家早已经消失在他孩提的记忆中,但跟另外两个村子,他总还有一种“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近感,毕竟,从蓟县大岭后到平谷大岭后只需要十几分钟的时间,到已经改名为东八里沟村的三河大岭后也只需要半个小时。两个村子里都有老孔的远房亲戚,三个村支书是同一所小学的同学,更是十分熟悉,隔三差五会相互串串门,聊聊各自的工作。

从村里向西驱车十几分钟,再徒步爬上一个小时的山间小路,就可以看到京津冀三地的“三界碑”。蓟州区共有两处“三界碑”,一处位于黄崖关脚下的下营镇,另一处就位于这里。不同于一般的界碑,“三界碑”是三菱柱形状,碑体三个立面分别刻着北京、天津和河北,碑下是一个鹅卵石铺就的碑座,以三条放射线分别指向京津冀三地方向。

对寻常游客来说,这里不过是个景点,一路跋涉而来,便能体验一把“一脚踏三省”的快感,但对于生活在“三界碑”下的居民而言,他们的生活却因此而截然不同。



行路难


相比平谷和三河的大岭后村,蓟州区的大岭后村人最多,地势也最高。由于都是山地,没有大块的农田,所以村民祖祖辈辈主要依靠种植核桃树和山楂树等经济作物为生。

但是,每到收获时节,村民们都会为如何卖掉这些山货而发愁。外面收购山货的商贩想要走进大岭后,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从北京穿过北京的大岭后村,另一条则是从蓟州区的许家台镇直接进村,但是,这两条路都不太好走。

北京的大岭后村畅通无阻,两车道的柏油马路平坦宽阔,但是一到两村交界的地方,北京的柏油马路就变成了天津的“羊肠小道”,村路刚刚够容纳一辆小型汽车行驶,大货车完全没有可能进的来;如果想从蓟州区方向进村,则需要从宝平路上山,绕着山梁走上一公里左右的陡峭山路,因为年久失修,这条路的路况极差。路不好走,大部分商贩干脆就放弃了来村里收购的打算,少数能来的人,也只能是开着小货车,收上一点是一点。

去年,村里收获了上百万斤的红果,眼看只要能运出去,就可以按8毛一斤卖掉,但因为道路不通,只能4毛钱一斤卖给来村里的商贩,仅这一项,一年就要损失几十万。至于核桃、杏、酸梨等,很多人干脆就任其烂在了地里,因为搬回家储存还需要人力搬运,更不划算。

老孔说,村里的人均收入大概是每年3000元左右。如果光靠这些林果,很多家庭只够勉强糊口,为了补贴家用,各家各户的年轻人几乎都在平谷一带打工。

现在村里这条出山的路还是在20年前修成的,在修路之前,大岭后村民与外界的交通只有一条翻山越岭的羊肠小道,连信件都只送到乡政府,要有人出山才能捎回来。1997年,县里按四级公路标准为村里修成了一条3.3公里的出山道路。从此,大岭后村结束了与世隔绝的状态,村民陆陆续续买了摩托车、农用三轮车,有几家光景好的还买了小汽车。

不过,大岭后村的地质环境太过恶劣,几乎每次大雨过后,山路两侧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山体滑坡,这么多年下来,大部分路面都已斑驳不堪,遍布着雨水冲刷下来的山石,有的地方甚至露出半米的深沟,不仅汽车难以通行,就连摩托车也经常翻车爆胎。如今,但凡有人打算到大岭后村来,老孔总会先问一句:“开什么车?”如果是一般的家用轿车,老孔就会劝对方将车停在山下,然后找村民开着摩托车或是农用三轮车到山下去接。而到了冬天,只要一下大雪,山路便无人敢走,村里就彻底回到了过去与世隔绝的状态。

据村民们说,大岭后村现在还允许土葬,不是因为市里政策不统一,实在是殡仪馆的车根本就开不进来,没有实行火葬的条件。当然,急救车也同样进不来,村民得了急病,只能用农用三轮车拉到镇里或是区里的医院。“最怕有人生病。”老孔提起这事,满脸忧虑。



都叫大岭后,差距咋就这么大!?

与蓟州区大岭后村相比,地处北京平谷的大岭后村境况就好得多。顺着蓟州区大岭后村中的小路一路向北就能到达平谷大岭后村,那里环境清幽,农家院搞得风生水起,不少村民甚至兴建了豪华别墅用来接待游客。

七八月的北方酷热难挡,许多城里人成群结队地到山村农家院消暑度假,平谷大岭后的农家院生意红红火火,而与之一线之隔的天津大岭后村却显得冷冷清清。

村民王春红平时就在平谷大岭后村的一个农家院给人家做饭。在她看来,蓟州区的大岭后比平谷的大岭后风景好得多,每到春季,桃花、梨花、山楂花次第开放,漫山遍野,美不胜收。不少北京游客在平谷大岭后村旅游时,也会试探着往蓟州方向走走,探寻这片世外桃源。但就因为交通实在是太差,山里的美景只能山里人独自欣赏,山外的游客只能在山外望山兴叹。

王春红最大的心愿就是在自己家开个农家院:“我就有心思开农家院,现在打工一天一百块钱,我自个儿弄,最起码也比我打工挣钱挣得多。”但是,路修不好,开农家院就无从谈起。

就在几十年前,大岭后村分家的时候,三个村子还是同样贫穷的状态,当时村里甚至有不成文的乡规,所有大岭后的姑娘都不准外嫁,因为实在没有山外的姑娘愿意嫁进这个一穷二白的村子,如果村里的姑娘再嫁出去,小伙子们就只能打光棍。

老孔说,每次见到北京大岭后的村支书,他都觉得很羡慕。人家的村委会修得十分气派,办公室、村民活动室一应俱全,甚至还有个电影放映厅。而老孔请人家来串门时,只能在自己家里招待——因为蓟州区大岭后村的村委会至今都没有办公的地方。

和蓟州大岭后处境相似的还有河北省三河市的东八里沟村,大岭后村当年一分为三,划入河北省的东八里沟村也面临发展的困境,因为交通不便,占地4000多亩的村子,日常只有8口人居住。村民出行只能绕路北京平谷或者是天津大岭后,村里也打算发展农家院,可是游客稀少。

分家之后,大家的发展轨迹却迥然不同。所有村民都认定:主要因为人家的路好。



陪读移民

大岭后村虽然贫穷,但村民们都很重视教育,希望孩子们好好上学,考出大山,靠知识改变命运。过去,大岭后村有自己的村小,孩子们上小学不用出村,还经常会有平谷大岭后和三河大岭后的孩子过来借读。前几年,国家撤并村小,大岭后的村小也被撤销,孩子们需要去许家台镇的中心校上学。虽然学校给孩子们配了校车,但是由于校车进不去山,孩子们还得靠爬山路回家或者上学,只好寄宿在学校里,每周回家一趟。不少家长干脆到镇上租了房子,一边打工一边陪读,只有寒暑假才会回到村里的家中。

大岭后村民孔丽华有两个女儿,大女儿上初中,二女儿上小学三年级。从大女儿进幼儿园,她就开始了在外租房的陪读生活。起初她就是觉得住在村里每天接送孩子不方便,后来就搬到离家30多里、教学水平相对较高的邦均。

孔丽华家也是姐俩,当年姐姐考上大学,毕业后在白涧镇当了一名中学老师,只有初中文化的她留在了大岭后村务农。每当说起这些,孔丽华都特别懊悔。她说,现在她和丈夫把希望都寄托在两个孩子身上,就盼着她们能够像姐姐一样,飞上枝头变凤凰。

十年了,孔丽华和丈夫虽然相离不远,却过着分隔两地的生活,每到周末一家人才能团聚一次。平时她负责照顾两个女儿上学,丈夫在家打工赚钱外加照顾两位老人。她说,她们娘仨每年的房租、生活费加一块也得一万多,丈夫打工的收入大部分都花在这上面了。

傍晚时分,孔丽华已经准备好可口的饭菜,等着孩子们放学回来。她坐在床头,看着墙上贴着的一张张奖状,无论付出多少,孔丽华都觉得值了。但是外面再好,她还是惦记着大岭后的家。“一方土养一方人,它多不好的地方,也是爱回,也恋那个地方。”孔令华说。


老孔的理想和现实是两条接不上的路,村里没有学校,路又难走,走出山坳成为所有大岭后人绕开这条路的唯一选择。他们打工的打工,上学的上学,剩下的都是跟孔祥利年龄相仿的老人们。看着年轻人远去的背影,孔祥利的脚步怎么也轻快不起来了。


现如今,蓟州区高速、铁路四通八达,为何一条小小的村路却这么多年都不见改观?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会不会改变这条小路的命运?



记者 | 宋震 王斌

航拍 摄像 | 张一宁 田灿 陈瑞增

编导 | 赵泽洋 张一宁 田灿 马媛

编辑 | 冯晗

天津广播新媒体编辑部独家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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